《屯堡文丛·专题研究书系》第一辑

贵州高原古文化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初现繁荣。魏晋以后，至唐宋元时期，贵州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贵州文化广纳中原文化及周边地域文化之长，经过融会贯通，明、清达到繁盛，成就了“屯堡文化”“土司文化”“沙滩文化”等。元朝在贵州实施土司制度；明太祖调北征南，广设卫所，贵州建省，明中叶开科取士，王阳明“龙场悟道”；清朝“改土归流”，统一行政建制；20世纪上半叶，贵州成为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之地、抗日战争重要的大后方及“陪都”重庆的坚固屏障。

贵州的区位特点及对国家的意义

自古以来，贵州特殊的区位决定了它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战国庄礄(？一前256 年)经黔入滇；秦朝修“五尺道”经黔取滇摄交趾；汉朝修“夜郎道”平南越，打通南方丝绸之路；元朝大兴“驿站”；明朝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大军平定云南梁王叛乱后，在贵州“滇黔锁钥”之地就地屯军，形成通道两侧的屯堡聚落。20世纪民族存亡之际，滇黔公路、 滇缅公路承担起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大三线建设，到21世纪的杭瑞国家高速(沿线的中缅输油管线)、昆曼国际公路、中老国际铁路、第二条泛亚国际铁路通达云南瑞丽，将延伸至缅甸皎漂港，与印度洋连接，使今日之中国能够破解“马六甲之困”(皎漂港是中缅输油管线的起点，中缅输油管线沿着这条干年通道，与滇黔公路并行，达重庆和广西贵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和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政治地理理想的建构与追求。在辽阔的疆域上建立起多元一体的辉煌文明，推崇“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格局，这其中就深深蕴含着中华文明追求团结统一的国家观。一直以来，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尤其是对地域文化的包容认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体现为兼收并蓄与求同存异、各美其美与和合共生文化品格，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2000多年来，连接中国西南乃至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这条战略通道始终如一地存在着。

屯堡文化的缘起与流变

自古以来，通道沿边的“军屯”“民屯”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何谓屯堡？清《平坝县志》记载“屯堡者，屯军住居之地之名也”。源于明王朝遂行“北守南进”“调北征南”的国家战略。明洪武十三年，云南梁王巴扎刺瓦尔密反叛，次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沐英率30万大军征南，平定了梁王的反叛，征南大军在云南、贵州就地屯军，随后陆续征发军十和民众“调北填南”。其目的是中央政府统摄边疆、巩固疆域，确保实现大一统目标。屯堡的建立，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志与政治色彩。 

何谓屯堡人？清《安顺府志·风俗》给出定义“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

屯堡文化的表现形式在于屯堡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当时无疑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且是活态化地存续到现代。吴羽认为，这其中包括了“移民文化、军旅文化、农耕文化、儒家文化等主要特征，具有国家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重要价值”。屯堡人的思想观念、礼仪制度、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源自江淮中原，既一脉相承又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模式和价值观念。比如，屯堡地戏只演武戏不演文戏，只演忠勇义烈不演才子佳人，只演忠君爱国不唱反叛乱臣。 

一开始，卫所军户理所当然是中央政权在边疆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具体落实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屯堡聚落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军事集团逐渐演变为地域生活聚合。屯卫逐渐变成村落，国家意志特征淡化而民间社会特征突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字，未尝偏废”。斗转星移，岁月变迁，边疆逐渐安宁，屯堡人个人身份也从军人变为农民。他们既维系和繁衍了族群的生命，也传承和发展了具有集体共在性质的文化。生活世界的经验构成屯堡人价值意义系统的来源，屯堡移民集团并未因为朝堂一声号令而长距离、大幅度地进行时空迁移，而丢掉了他们原有的文化基因与传统信仰。相反，由于中原文化与边地民族文化的落差，尤其是国家观念在乡民社会的巧妙融入，以国家形态带来的文化主体性在当地反而得到了强化，他们的文化自信心不断得到增强，对中原民族的同源性认同也明显有所强化，屯堡社区也形成了与其他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和价值认同。吴斌指出，屯堡人在开发贵州的过程中，也在建构他们的生活世界，不可能将祖籍地文化和生计方式原封不动地移植或复制过来，变异乃必然现象。因此，不能把屯堡文化等同于江南文化，屯堡之间也并不是一个个孤岛，而是一个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屯堡的文化生态、生产方式(江淮地区农耕技术、手工业)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的，让屯堡居民油生自豪感、优越感，并固守自己的文化认同。对于当时屯堡以外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说，屯堡是中央政府对占领疆域的有效军事控制的具体体现。 

明代卫所制度销蚀瓦解后，民族间隔离的状态逐渐松动、崩解。到了清代，绝大部分卫所被撤销，原来的卫所军户也逐渐融入当地人群。像贵州黔中地区屯堡，至今依然大体保持明代卫所架构的原貌，这在我国其他地方已十分罕见。清初，屯堡汉族族群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日趋缓和，民族杂居的和平共处局面进一步扩大。屯堡汉族族群与少数民族的居住空间逐步演变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有利于边疆的稳定。

屯堡文化的特殊价值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前提是对其文化高度认可与自觉弘护，也就是“文化自信”。换言之，文化自觉也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建构。 

文化自觉是对自己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对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在“全球化陷阱”凸显的今天，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培育或复苏，在于理性地把握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文化的继承性与超越性、创新性的辩证统一。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自觉的核心要义，这种“自信”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之上。 

民族性作为文化自信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和民风民俗等物质和内在心理结构在文化中的综合体现，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独特的“自我”，但并非任何民族都有一个清醒的“自我”。

费孝通指出，“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非简单地“文化回归”，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文化自觉除了针对自身之外，也涉及对他文化的充分理解与包容。归根结底，文化自觉是民族自觉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民族文化在横向互动和纵向发展中维系自身体系和特征的保障，是对文化进行不断丰富和创新，推动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性前提。只有坚持文化的民族特征，才能在全球多元竞争中拥有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确定和认同，不至于亦步亦趋，才能实现文化自觉。 

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是基于对我国56个民族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其深层含义不仅是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同时，延伸开来，全球各族的文化主体同样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从保守自我、寻找文化特色、发挥自我，转向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融入的世界格局之中，取长补短、和合共生、彼此包容与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更是一种文化实践论。文化自觉的主要目的是要廓清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底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怎样的依据、方式和意义，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更新。文化自觉对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化自觉具有两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是要深入，充分地认知“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其二是要充分发展文化、创新文化，利用自身强大的包容性在与多种文化的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中，形成一个不断更新的多元文化体系。

我们应该关注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成型的遗迹，可称之为“传统文化”；另一种是存活的现实，可称之为“文化传统”，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诠释。由此可见，对传统的最好持有或者弘护，也许就是发扬传统，这大概是文化自觉最重要的一个承诺。在当今国内比比皆是的“重新发现”的“原生态文化“文化原生态”异彩纷呈、大行其道的时刻， 一个看似尖锐又很现实的问题必须回答，那就是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文化原生态”？ 

屯堡文化无疑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屯堡文化充分彰显了其一脉相承的连续性，600余年昭垂绵延。当然，除了悠远的历史传承、丰富的文化事象以及人们不经意的忽视与误读，屯堡文化的流变也有诸多被遮蔽的地方。如同克罗齐的经典说法“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对于许多被建构出来的历史，显然屯堡文化史是比较接近当代史的历史，也就是克罗齐所谓的“真的历史”。因为屯堡文化的历史传承依然在延递，而且在不断地嬉变，是活态的历史。从长时段来看，即便从明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征南算起，600余年的历史也并非弹指一挥间。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大规模战争、灾荒、改朝换代；小的事件，比如家族的迁徙和传承过程，以及他们的后人对这个过程的认知程度，都是屯堡地区历史未曾中断的体现。 

问题在于，当今的屯堡人可能无法真实描述他们的历史，在600余年的时间与空间里，虽然生活在一代代延续，许多源自遥远故土的习俗也得以流传，但历史的许多真相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所遮蔽，了无痕迹。屯堡人所秉承的文化传统，其实也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超稳定的系统。如同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是无数个人的历史所构成，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具体而琐碎的，在屯堡地区亦然，而且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并富有特征。因此，屯堡文化虽然表面上看似静止的河流，但其内部一直在缓慢流动着。但有一点无疑是亘古不变的:屯堡人绵延数百年为国奉献崇高的自豪感、深沉的家国情怀，以及悠远的乡愁——“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 

屯堡文化存续、发展到今天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贵州屯堡的物化形态和屯堡人的集体精神记忆存续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奇迹。作为今天尚存的、形态相对完好的传统屯保村落，如何面对纷繁的世界和洞开的寨门是必须应对的问题。吴斌认为，那些依然生活其中的屯堡人如何面对传统的，与祖辈生活一脉相承、结合多种传统思想与信仰的典章、规范、礼仪，以及族规、家法、行为规范，还有礼俗与商品化的滥觞，问题与困惑远比他们祖先要面对的更为复杂，他们的明天同样存在变数与差异。 

尚国栋指出，过度观照屯堡文化价值别具一格的独特性，也会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传统文化对屯堡文化与生俱来的涵濡与教化。屯堡“小文化所蕴含的正统观念、家国情怀、 伦理道德以及教化思想、民间信仰、经济伦理、市场规范等，无不属于中华传统“大文化” 涵濡孕育的产物。过多强调屯堡文化的独特性，反而遮蔽了它对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比如民间自组织作用的典型性价值。钱理群认为，“屯堡文化不只是一个历史文化，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把屯堡文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活化石’，也会遮蔽许多东西”，“屯堡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改造与建设中的资源性意义就浮现出来，成为另一个研究动力与问题意识”。 

文化传统不是什么完全外在的、可以凝固的客体，不是我们可以直接用山、水、国境线和话语权去“保卫”起来的物体。不能生造、夸大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和差异性，更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文化来附会当今的各种文化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屯堡聚落至今仍然保持着大量成型的遗迹。屯堡考古是屯堡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考古工作能将被岁月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21年9月全面启动屯堡相关遗存的考古调查工作，已初步完成安顺市、黔东南州相关遗存的考古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屯堡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我国乡村社区的基础单位是村落。村落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而黔中地区星罗棋布的屯堡村寨，屯堡人群数百年来与当地世居人群迥然有异的文化传统昭垂绵延，明清江南文化的流风余绪至今尚未绝响。屯堡村民的生活方式、传统信仰及建筑风格等文化事象，相沿成习，形成独特的屯堡村寨、特殊的屯堡文化，这也反映出一代代屯堡村民既具有适应所处环境的先天禀赋，又具备应付环境变化的可塑性潜质，与周边少数民族融洽相处，都能尊重彼此的差异，和而不同、和合共生。600余年来，屯堡文化既与当地不同文化和谐相处、交流交融，同时也保存了自身特点，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精神。

屯堡文化的研究推广与文化主体性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发布的《关于统筹实施多彩贵州重大文化工程的工作方案》提出，贵州省将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即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 

文化主体性是民族自立自强、永续发展的根本维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和内在规律。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 

文化认知是文化保护的基础，文化自觉是文化保护的根本。没有认知、自觉作为前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如同空中楼阁，保护也就成为被动行为而非主动意志。这样的保护就会对保护对象进行随意的修改拆解、生造，反而造成对保护对象的破坏。然而，要把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从“日用而不觉”上升到自觉，其间自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工作的积淀方能完成。 

在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强调“天人合一”和“以人为本”的东方智慧，使其成为建构文化自觉下的“新乡土中国”的有机成分。中国传统文化大都源自乡村，更多更完整地存在于乡村，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相当部分来自于市场经济以外。在乡村中，因为能够与土地接触，田园牧歌，浑然天成，人们可以从自然中获取生活的情趣。在乡村社会，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还可能世世代代一起生活下去，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熟悉、关怀，就使人们可能在人际交往方面获益。 

文化传承的过程是不同民族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习俗、信仰、历史等传递给后代的过程，文化的代际传承中主体始终在场。可以认为，屯堡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曾经建构出区别于本地的其他本土知识与生计体系。但是，在当今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屯堡文化是否还有这种不断调整与重构地方性知识体系的能力，并持续发挥作用？今天研究推广屯保文化的价值，既在于建立对过往屯堡历史的理解与尊重，更在于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资源转化应用的创新意识，进一步阐述好屯堡文化的时代价值，让屯堡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屯堡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对本土文化的自我意识与自觉行动，必须自觉弘护文化的主体性。研究者的文化自觉既体现在对屯堡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尽可能真实和准确的认知和评价，还要有宏阔的大历史视野，时时回望中华民族发展史，不能闭门造车、管窥蠡测；还包括对其未来趋向的预测和筹划，重要的是对其现实状况的观察、分析和反思，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这是一种将历史、现实和未来融会贯通而形成的总体性认知和实际行动。贵州省实施“屯堡文化研究传播转化重大文化工程”即是对屯堡文化研究的自觉，而其中最值得学界关注的就是“屯堡文丛·专题研究书系”。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更大的荣光。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文化自信作为文化自觉的核心要义，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民族共同体高度的文化认同之上的。实现文化精神上的自信自立，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应有之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溪山融媒中心  唐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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